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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有效之可诉性分析

发布时间:2017-10-10 22:15:15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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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决议有效之可诉性分析
——李某诉甲公司、张某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简要提示
 
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是否具有可诉性?当前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区别于通常由异议股东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的情形,本案系无异议股东起诉要求确认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有效。在公司法未否定确认决议有效之可诉性的情况下,应允许当事人适用一般法寻求救济,对于符合民事诉讼一般特征、具有独立诉的利益的确认决议有效之诉,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
被告:甲公司
第三人:张某
 
被告甲公司系设立于2004年3月19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依据被告2004年3月12日的公司章程,其设立时的股东为第三人及案外人顾某、姜某、凤某、马某,其中,第三人的出资额为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0%。
 
2004年3月14日,马某任法定代表人的乙公司委托丙公司为其代办注册一家注册资金3,000万元的投资公司,丙公司收取24万元服务费。2004年3月18日,案外人丁公司以银行本票的方式将900万元、900万元、900万元、180万元、120万元以第三人、姜某、凤某、马某、顾某的名义汇入被告开设的验资账户,次日,被告设立。2004年3月25日,自被告验资账户划款3,000万元至丁公司账户。同日,上述验资账户销户。第三人未能向本院提供其将认缴的900万元付至验资账户的证据。
 
2007年至2011年期间,原告陆续与被告当时的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被告共计70%的股权。原告表示因其实际履行了对被告的出资义务,故在该些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其无需向出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经上述股权转让,目前被告工商登记的股东为原告与第三人,持股比例分别为70%、30%。
 
2015年,第三人基于其股东身份提起股东知情权、公司盈余分配、公司解散等多起诉讼。
 
2015年12月3日,被告致函第三人,称第三人一直未履行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要求其于同年12月7日前履行全部出资义务并赔偿损失。第三人回函称其已履行出资义务。
 
2015年12月14日,被告向第三人寄送《召开股东会通知》,通知其于同年12月31日参加股东会,会议议题为股东出资相关事项。第三人已收到该份通知。同年12月31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并由原告形成决议,内容为:依法解除第三人在被告的股东资格。第三人未参加该次股东会。此后,该决议已送达第三人,第三人未对决议效力提起诉讼,对本案中股东会决议有效的可诉性提出异议。
 
二、法院的认定和判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原告是否可就系争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提起诉讼。当前法律虽未涉及股东可以提起确认决议有效之诉,但基于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告可以提起诉讼。其原因在于,系争股东会决议的利益相关方对决议效力状态存在分歧,而决议效力影响公司股权结构及股东利益。若该决议的效力迟迟未经司法确认,不仅被告的股东之间纠纷不断,被告存续期间可能涉及的公司减资或股权转让等相关事务处理亦受影响。
 
关于系争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由于第三人未对被告实际履行出资义务,被告对第三人除名前,亦对第三人履行了催告程序,且被告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的方式符合法定程序,故系争股东会决议程序上并无瑕疵,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此外,尽管第三人在本案中未对原告的出资问题提出异议和抗辩,但原告就其向被告出资的事实已提供初步证据。原告基于其股东身份,依法行使表决权、作出系争股东会决议的行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浦东法院判决系争股东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一审判决后,第三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对本案的研究及解析
 
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是否具有可诉性是本案的裁判基石。区别于通常由异议股东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的情形,本案系无异议股东起诉要求确认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有效。对于该类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审判实践中亦有完全相左的处理意见,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公司决议效力一直是公司法上的重大问题,其可诉性规定也有一个演变的历程。继1993年公司法赋予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提起诉讼的权利后,2005年《公司法》第22条对该权利予以补充和完善,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标的不再局限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决议也可以纳入诉讼范围,且异议股东不仅可以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决议提起无效之诉,还可以对存在程序瑕疵的决议提起可撤销之诉,从而扩充了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适用范围和评判标准,进一步完善了异议股东的救济途径。但是,对于无异议股东等利害关系人能否就决议效力提起确认有效之诉,法律仍未涉及。2013年《公司法》对该条款未作任何补充和变更,使得法律对决议效力的规定留有空白,这就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就确认决议有效的可诉性认定,不同法院有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
 
否定可诉性的观点认为,1、股东会的决议内容、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在公司法未明确规定法院可以受理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情况下,国家司法的强制介入将影响公司自治;2、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原告即便获得胜诉判决,也无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需另行提起给付之诉方能使自身权利恢复至圆满状态,若允许提起确认之诉将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3、由于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原告对决议无异议,对于不具有民事争议的决议,原告无权提起诉讼。基于否定可诉性的观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出具(2008)沪二中民三(商)终字第82号裁定书,驳回原告要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的起诉。
 
肯定可诉性的观点认为,1、法律未禁止股东可以提起确认决议有效的诉讼,法院无权拒绝受理;2、法律规定股东有权提起确认决议无效之诉,从逻辑上来说股东也有权提起确认决议有效之诉;3、有损害就应有救济,股东在权利受到损害时理应有权自行选择诉讼方式来得到法律保护。2009年,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漳民初字第93号案件中即对股东确认决议有效之可诉性持肯定观点。[1]
 
上述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和矛盾,特别是相同案情在不同法院可能面临的截然相反的处理结果,对公司法和公司制度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隐患。最高院显然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其于2016年4月1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征求意见稿)第1条即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及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工、债权人等,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起诉请求确认决议无效或者有效的,应当依法受理。
 
对该条文所持的观点,我们认为,确认决议有效之诉是否具有可诉性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分析,对于符合民事诉讼特征、具备诉之利益的确认决议有效之诉,法院应当予以受理,理由如下:
 
(一)公司法未排除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的诉讼形式
 
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从公司法理论研究看,我国对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规定采纳了二分法,即分为决议无效确认之诉、决议撤销之诉。这也是多数人否认股东会决议有效之可诉性的原因。但公司决议效力诉讼是否仅限于上述两种情形,不论是从域外经验还是学理分析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国家就公司决议效力之诉采用了三分法,如日本公司法经多次修改后将决议不成立作为效力之诉的一种,在公司会议的召集程序或决议方法存在重大瑕疵,以至于连决议本身的成立与否也无法认定时,即构成确认决议不成立的事由。[2]另有学者认为,决议不成立应当归类于决议可撤销中,无需单独设定类别。
 
我们认为,对于决议效力的划分,不应僵化地适用法条的规定。决议效力有效应属于一般状态,决议可撤销或者无效应属于特殊状态,就立法技术而言,法律并不能穷尽所有效力状态和救济途径,只能规定特殊以适用一般。法院切不可因我国公司法适用二分法、仅设置了无效或可撤销的公司决议效力之诉,而武断地否定当事人诉的权利。公司法作为特殊法,其上虽未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就决议有效提起诉讼,当事人仍可通过证明诉讼纠纷属于民事争议、诉讼标的具有诉的利益,从而适用民商法、诉讼法等一般法寻求救济。
 
(二)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具有民事诉讼的一般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为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民事诉讼的任务在于解决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以及权利义务如何确定的问题。因此,存在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区别于行政诉讼或者刑事诉讼的重要特征。
 
“民事争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民事实体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遭到了破坏,民事法律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已经或即将受到侵害。只有使民事实体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恢复常态,争议才能平息。”[3]本案原告系被告公司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中股东行使表决权是其参与重大决策权的手段[4],主要内容既包括股东有权自由、有效地就公司议决事项作出意思表示,更包括在股东作出意思表示并形成公司决议后,促使该决议生效并得到执行。该两方面权利内容作为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和行使目的,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共同保障股东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方面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系争股东会决议以第三人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依法解除其股东资格,该决议系原告对股东会议决之事项行使表决权后所形成的公司文件,在决议生成后,为实现表决权的行使目的,原告有权采取措施促使其生效并得到执行。然而,一方面,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第三人作为被告公司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就股东会程序或决议内容瑕疵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并且在任何时候均有权以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为由提起决议无效之诉;另一方面,第三人坚称已对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是公司的适格股东,对系争决议效力不予认可。因此,即便第三人未就决议效力提起诉讼,该决议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这一现实状态客观上妨碍了原告实现参与重大决策权的行使目的,其实体权利面临被侵害的风险,故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实际存在,所提起的确认决议有效之诉符合民事诉讼的一般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允许股东就公司决议有效性提起诉讼,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就任何协议效力均有权提起确认有效之诉。有学者曾撰文提出,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忽视了没有争议便没有诉讼这一基本原理,其举例认为,在确认合同关系的诉讼中,如甲方持有一份甲乙双方签字的合同并确认其效力,乙方对合同效力不予认可但未提起确认之诉,则不影响合同的客观存在,甲方无需提起确认有效之诉,只有由乙方以合同违反法律规定或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启动诉讼,才能体现民事争议所具有的特征。[5]对于该观点,我们难以认同,公司决议与普通协议在效力判断上所适用的规则并不相同,其原因在于两者在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协议行为是基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强调的是“全体同意,反对退出”[6]的逻辑规则,决议则为由若干人组成的机构通过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意思形成的结果[7],决议内容并不仅针对发出表示的成员,对那些没有对决议表示同意的第三方也能够产生约束力[8]。正是由于公司决议有效与否将广泛地影响相关当事人的价值判断和利益予夺,公司法在赋予利害关系人提起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的权利之外,更应当允许相关权利人有权就决议的有效性提起确认之诉,从而使决议的效力状态得以明确,及时解决当事人就股东权利行使所产生的民事争议,维护其合法权益。
 
(三)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具有诉的利益
 
所谓诉的利益,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在其他判决要件具备的情况下,只要诉的利益存在,法院就必须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9]诉的利益需要根据具体诉讼情况,并紧密结合诉讼请求做出判断,是法院对案件实体问题作出审判的前提条件[10]。下文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围绕诉讼适当性、现实必要性、解决实效性三个方面,探讨本案原告所具有的诉的利益。
 
1、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具有诉讼适当性
 
诉讼适当性指的是法院运用司法裁判权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是否适当,是判断诉的利益的先决条件,[11]重点关注司法强制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纷争是否适当,以及纷争是否属于法院审判权范围之内,或者称“可司法之事项”。可司法之事项又称“可司法之争议”,要求诉讼客体不得是公法上的争议或者纯粹的道德、学理上的争议,并普遍否认“事实”问题作为诉讼客体[12]。因本案不涉及可司法性之争议,本文侧重论述司法强制介入的适当性。
 
由于公司决议的程序与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均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而公司治理在总体上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故法院对决议效力的裁判,必然涉及到对公司自治的干预。这样的司法介入是否适当,是探讨诉讼适当性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必须承认,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纠纷时需要特别审慎。一般来说,对决议有效性的审查可以选择两种路径,对于由法律规定了生效要件的特殊决议,从正面审查决议是否符合法律要件;对于一般性公司决议,从反面审查系争决议存在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但无论选择适用何种审查路径,均应尽量避免对公司决议做合理性审查,防止法院意思带入公司决议以妨害公司自治[13]。本案所涉的公司决议内容为解除第三人的股东资格,《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中对此类决议的作出有特别规定,包括解除股东资格这一严厉的措施只应适用于严重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即“未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公司在对股东除名前应催告缴纳或者返还,给予该股东补正的机会;公司解除股东资格,应当依法召开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法院对上述三方面要件的审查几乎不存在司法的自由裁量空间,更不涉及合理性审查内容,故对公司自治的影响较小,司法的强制介入具有适当性。
 
2、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具有现实必要性
 
现实必要性指的是法院有无必要通过判决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属于积极确认之诉的范畴,旨在预防或避免将来纠纷或侵害的发生,故提起确认之诉应当具有值得救济与保护的法律利益。一般认为,确认之诉的提起应当具有即时确定的法律利益,即原告在确认之诉中所要求确认的法律关系,具有即时由法院确定的必要性。[14]关于即时确定的必要性,台湾地区学者有比较详细的论述,指的是原告的权利或法律地位,由于他人之否认或其他原因的存在[15],发生危险不安,原告有即时现实利用法院之确认判决,将此项危险不安状态除去的必要性。[16]
 
就本案而言,原告作出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第三人虽未就该决议效力提起无效或可撤销之诉,但原告的权利及法律地位仍处于不确定甚至极端被动的状态。一方面,第三人并未认可系争股东会决议的法律效力,并基于其股东身份提起股东知情权、公司盈余分配乃至公司解散等多起诉讼,这些诉讼已严重影响被告的实际经营,并可能导致被告对外进行的法律行为效力难以认定,影响案外人与被告之间的交易安全;另一方面,从被告的股权结构看,仅有原告、第三人2名股东,不论第三人的股东地位如何,原告作为被告股东,对被告亦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等股东权利,第三人基于股东身份所提起的公司盈余分配诉讼及公司解散诉讼,亦会使原告的股东权利处于不确定甚至危险的状态。此外,从工商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第三人不认可决议效力且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原告除持有系争股东会决议外,还需提供法院认定的生效判决,方能至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否则,第三人在企业公示信息中仍然显示为公司股东,系争股东会决议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在高度化、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中,法律关系的不明确、企业公示信息的不确切所带来的经济上、社会上的重大隐患将不可估量,为了尽早消除这种弊端,法律更有必要允许股东灵活运用确认之诉促使法律关系得以明确,从而使公司的治理架构得以明晰,维护经济社会中的交易安全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3、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具有解决实效性
 
解决实效性指的是法院能否通过判决实际解决纠纷。在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上,确认之诉被视为一种诉讼类型后,判定诉讼的提起是否具有实效性就显得犹为重要。这是因为,在给付之诉中,由于请求权人需首先证明请求权的存在,诉讼对象的内容和主体往往受到限制,而确认之诉的诉讼对象和主体无特别限制,诉讼本身较为宽泛。[17]这就要求确认之诉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必须是构成纠纷或诉讼核心的法律关系,而不能是其他纠纷或诉讼的前提问题。简单来说,借款合同纠纷的诉讼中,出借人就不能以借款的存在单独提起确认之诉,因为借贷双方的核心法律关系是出借人对借款人是否享有债权给付请求权,而对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的认定是债权给付请求权的判定前提。
 
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在实效性的认定上,与前述借款确认之诉具有本质区别。一方面,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并无确切相关的给付之诉与之对应。本案系争股东会决议涉及对第三人股东身份的排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准身份性,原告通过确认之诉所追求的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所获得的利益,并不能完全依赖于第三人的给付行为得以实现。当给付之诉并不能完全涵盖确认之诉的利益时,确认之诉便具有其独立的实效性;另一方面,确认之诉的机能在于通过诉讼预先遏制从基本关系中可能派生出的其他各种纠纷[18]。受理确认决议有效之诉并作出判决,可以解决第三人是否具备股东身份的问题。无论原告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就股东身份所引发的各类纠纷,包括股东知情权、公司盈余分配诉讼、公司解散诉讼都将因本案的判决获得裁判的依据,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当事人之间基于股东身份所引发的民事争议。
 
(四)本案还应注意的问题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原告作为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作出方,是否应当具备适格的股东身份?对此,《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未有明确规定。尽管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供的其向被告出资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具有适格的股东身份,但如果原告未就出资提供证据,系争股东会决议的有效性是否仍能得到司法确认?换言之,原告能否仅凭被告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所记载的股东身份,作出解除第三人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对此,我们认为,原告作出系争股东会决议,系基于公司法第四条所享有参与重大决策权,此系股东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并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可见,股东名册或者工商登记资料上对股东名称的记载即是对股东身份的确认,股东可以据此行使表决权等各项股东权利,只有在涉及股东资格存立的问题时,才需要股东就是否实际出资予以举证,反之,即违背了商事法律应当促进交易便捷的立法原则。
 
主审法官:徐慧莉;案例撰写人:徐慧莉 李洁
来源:《判案研究》 2017年第1期
 
[1] 俞志凌:《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的形式及原告资格》,载《人民司法·案例》2010年第10期。
[2] 钱玉林著:《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3] 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 张恋华、胡铁红、沙洵:《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冲突的公司章程条款无效》,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8期。
[5] 俞巍:《法院不能受理股东请求确认股东会决议有效的诉讼》,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8期。
[6] 甘培忠:《公司法适用中若干疑难争点条款的忖度与把握》,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8期。
[7] [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页。
[8] 甘培忠、赵文冰:《对公司决议效力的一些思考》,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8期。
[9] 刘敏:《论诉的利益之判断》,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0] 张卫平主编:《民事诉讼法必读资料》,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11] 邵明:《论诉的利益》,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2] 德、法、日等国对事实问题的诉讼规定了例外情形,如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确认证书真伪的诉讼制度,近年来,英、美法院亦已比较谨慎地许可对事实问题作出判决。
[13] 王雷:《公司决议行为瑕疵制度的解释与完善》,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
[14] 见前注9。
[15] 关于导致原告权利或法律地位存在危险或不安状态的原因,有学者主张,在某些情况下,不必有当事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或者发生争执,只要存在“客观的法律上的不稳定性”就足够了。参见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
[16] 陈荣宗、林庆苗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40页。
[17] [日]三月章著:《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3页。
[18] 见前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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