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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股东职务侵占罪的认定

发布时间:2019-02-26 21:40:25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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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职务侵占罪对公司法人财产权保护的逻辑前提是公司具备了完善的治理结构,但当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混同时,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对股东的“职务侵占行为”进行界定,应当从是否侵犯了债权人与其他股东权益,是否是一种基于提高商业效率的管理行为,是否是股东之间的权益纠纷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分析。
 
一、一例股东职务侵占罪案情概要
 
被告人张某与其单位同事陈某于2002年10月共同出资成立汉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正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经营软件业务,注册资金未实际到位。法定代表人杨某某(陈某的亲属),股东李某某(张某的母亲)。杨某某、李某某二人各占公司股份的60%和40%。公司成立过程中的各种花费均由陈某、被告人张某共同承担,汉正公司成立后,陈某任总经理,被告人张某负责财务,主要业务均由两人经办。汉正公司成立至2005年间,存在用个人账户作为公司收支账户使用的情况。由于汉正公司成立之初没有发票,有些软件销售业务借用了快捷电脑服务社(以下简称快捷服务社)的发票及账户,快捷服务社由被告人张某成立于2001年5月18日。2002年12月至2003年6月间,汉正公司借用快捷服务社发票并汇入其账户的营业收入有39万余元。快捷服务社及汉正公司的账户反映陈某与被告人张某除了参与公司内部分红外,各自还购买了轿车,2004年前,张、陈两人还使用汉正公司钱款购买了商品房,2004年11月,陈某用汉正公司钱款以个人名义购买国债32万余元。陈某在购车和购买国债时书面请示法定代表人杨某某,杨某某表示同意。后二人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矛盾和纠纷,在认为陈某有侵占公司资金的情况下,出于保护其财产权益和便于事后清算,2005年9月16日,公司的营业款存折(该存折户名系张某)被被告人张某挂失,存折中尚存的余款92,118.85元被被告人张某提出后未归还给汉正公司。2005年12月20日,被告人张某私自从汉正公司的银行账户中划走138,500元,次日,该款进入快捷服务社的银行账户。2006年3月14日,被告人张某开出贷记凭证138,500元给汉正公司,因汉正公司原账户已销户,该贷记凭证被退票。后汉正公司向上海宝山区公安分局举报被告人张某涉嫌职务侵占罪,该案案发。
 
对于该案,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被告人张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该案事实不清后裁定发回,并重新指定法院审理,指定法院重新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职务侵占罪的法益内涵---财产权存在意义上的逻辑分析
 
职务侵占罪所侵犯的法益应当是公司的法人财产权,根据《公司法》第3条、第4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法人财产权是一种法律直接规定的,独立存在的财产权利,除了企业法人之外,任何人都无非法干涉的权利,这里所说的任何人包括企业法人的出资人、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法人独立财产的形成,意识着法人成员与同一财产的“法律距离”的拉大,特别是这一距离被“拉大到极限的”国家—公法人那里,这一特征是很明确的。股东个人将财产交给公司后,该财产与股东个人脱离,股东个人不再对该财产享有支配权,而公司作为具有虚拟人格的法人实体,对股东的财产享有独立的支配权,所以公司的股东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也构成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虽然是公司、企业等单位的财产权,但是对公司财产的侵犯不仅直接损害股东的利益,也直接损害其它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故可以这么认为,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实际上是债权人、股东的合法利益。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认为职务侵占罪的法益只能是公司、企业的财产权,不能以法益存在的意义为由对法益内涵做扩大解释,因为这会使法益内涵不当扩张之嫌。对此,笔者认为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虽然是公司、企业的财产权,但是本质上公司法人财产权存在的意义就是保障交易安全和股东权益,财产权与交易安全和股东权益之间是充要条件关系,对其做适当的延伸并不会有逻辑上的问题。
 
职务侵占罪对公司法人财产权保护的前提逻辑是公司具备了完善的治理结构,因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才使得公司对其全部财产可享有独立支配的权利,使公司法人摆脱了对出资者意志的直接依附,成为具备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但当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股东财产与公司财产出现混同时,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笔者认为需要从公司、企业等单位财产权存在的意义着手,从财产权存在意义上去把握财产权的内涵,这反而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职务侵占罪法益的内涵,避免对公司法人财产权权益保护进行机械理解。
 
对于该案例,张某与陈某是汉正公司的实际股东和负责人,除雇佣个别人员从事辅助性工作外,主要业务均由张、陈两人经办,所得收益也由两人随意支配,公司帐户与个人帐户混用,管理手段严重不规范,管理者并未建立有限公司所要求的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汉正公司并不具备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治理要求,从民商事角度看是处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在此情况下,需要从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公司财产权的内涵着手,即被告人张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债权人与其他股东的权益去分析该行为是否是职务侵占行为。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否适用于股东职务侵占罪?
 
职务侵占罪的适用前提是法人享有的独立财产权,基于逻辑上分析,只有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的情形下,才谈上对公司的财产进行职务侵占,而公司享有法人财产权的基础条件是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在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公司法人人格并不存在的情况下,民商事视角下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应当说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是股东之间的自由选择,如果在刑事定罪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选择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否认有限责任公司,会在无形中鼓励了当事人的这种违法犯罪行径。笔者认为,公司法人格否定只是对民事法律关系中借助法人合法有效的外壳从事规避行为的否认,其法律效力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特定的法律关系,对于股东之间的职务侵占罪,民事上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宜简单适用于刑事上的职务侵占罪。但是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不能机械按照《刑法》第271条规定,只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已有都视为职务侵占行为,对此还要根据职务侵占罪是否侵犯了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进行具体分析。
 
对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股东占有公司财物究竟构成何罪的问题,理论上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人对企业财产拥有所有权,出资人即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人,故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占有系对自己财产的占有,不能构成职务侵占犯罪,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是职务侵占罪的合格主体。另有观点赞同公司股东不是职务侵占罪主体的论点,但理由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时,股东与公司结合成一个整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导致股东也需承担公司财产的损益。那么从公司财产的损益归属上看,此时的公司财产等同于股东个人财产,在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股东侵占自己的财产构成职务侵占罪。还有观点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是相互独立的,股东的个人财产完成在出资完成后便发生所有权转移,不再属于股东个人。因此,股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财物的,可能成立职务侵占罪。
 
这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缺陷:第一种观点忽视了股东出资后,股东个人财产即转化为公司财产,二者相互独立,股东对公司财产并不具有所有权。第二种观点则有颠倒前后之嫌。按照立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财物使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发生“混同”后,股东才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资产便丧失独立性。换句话说,是股东占有公司财物在前,承担连带责任在后,不能用事后的连带责任为事前的占有行为开脱。因为刑法所讨论的行为环境是“行为时”,而非“行为后”,所以这一论断并不能成立。第三种观点忽视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责任承担方式的特殊性,仅从犯罪构成上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进行定性,过于片面。
 
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判定公司股东类被告人的行为能否构成职务侵占犯罪时,必须将案件的事实与刑法立法目的和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即应当从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公司财产权内涵出发,以债权人利益和股东权益是否受损为标准来评价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财物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可能性。就职务侵占罪来说,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会导致公司资本的积极或消极的减少,影响了公司的信用和偿债能力,危及交易安全,侵害债权人及股东权益,应认为该行为具有法益侵害可能性;反之,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虽然会导致公司资产的减少,但并不会影响公司的偿债能力,也不会侵害其他股东权益,就应认为该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可能性。在该案例中,公司处于即将清算阶段,并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的“财产侵占行为”侵犯了债权人的利益。同时汉正公司收入使用上,张某与陈某均购买了个人名下的汽车;张某、陈某还合伙购买了两人名下的商品房;陈某还以个人名义购买了国债,对于公司资产,双方股东均有“侵占”行为,基于此,不能简单认定被告人一方股东侵犯了另外一方股东的权益,而不是另一方股东侵犯了被告人一方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非法占为己有”的认定需要考量的因素
 
刑法271条第1款对职务侵占罪的手段规定是“非法占为己有”。职务侵占行为通常是单位员工以侵吞、窃取、骗取的方式,将公司财产非法据为己有,其行为要么具有欺骗性,要么具有秘密性的特征。而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公司财务制度不规范,公司的运行程序不正规,公司的股东之间可能长期知道且默认该种运行方式,其行为不一定具有职务侵占罪中典型的欺骗性、秘密性特征。笔者认为,在公司法人否认状态下,对股东“侵占公司的财产”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要注意考量以下因素:
 
(一)是否是基于公司商业效率的管理行为?
 
商业行为中一个重要特征是管理方式的灵活性,公司的管理者常常会采用未经修正的、界限并不分明的规制形式,大多数商业问题的复杂性为公司运营提供了某种不确定的方式,相对模糊的规制方式或者更有效率。3实际的公司运营过程中,可能出于公司经营的效率考虑,运营者并不严格按照《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来执行相关的制度。如案例中的汉正公司成立之初没有发票,部分软件销售业务借用了快捷服务社的发票及账户,在此情况下,公司的钱款在股东个人公司快捷服务社的账户上是基于一种商业交易效率的考虑,而并非对公司财产进行侵占,对此,应该对股东的“侵占行为”放在公司运营背景下综合进行衡量,而非简单地将其界定为职务侵占行为。
 
(二)是否是公司股东之间的权益纷争?
 
当公司出现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况时,多数是股东会和董事会形同虚设,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和侵占公司财产、转移公司利益,在此情况下大股东常以个人意志来代替公司意志,而小股东依照公司的内部制度很难维护自身的权益,很可能会为维护自身权益而不得已侵占“公司财产”,这实质是公司小股东的自保行为,属于公司股东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在此情况也不能简单的定性为职务侵占行为。在本案中,张某与陈某均存在使用公司钱款的情形,发生纠纷后,两人为私利都利用自己的权利或便利,尽量控制手中的钱款,以使在清算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这些事实反映张某、陈某均在不同程度上各自控制和使用汉正公司的财产,这种情形更符合股东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如追究一方的职务侵占刑事责任,亦应当对另一方予以追究,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三)注意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证据背后的事实真相
 
在一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况下,大股东由于控制着股东会与董事会,常可以肆意操纵公司达到个人目的而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正常的控制流程完全被规避。当法官去进行职务侵占罪的认定时又需要借助公司内部控制流程的证据,事实上由于这些证据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制于控股股东的干涉,控股股东可能会利用形式上合法的方式去侵占公司财产,也可能故意利用不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或者常见的商业惯例让小股东“走账”,在此情况下,需要对形式上存在的相关证据进行分析,以了解证据之后可能存在的事实真相,再综合进行判断。
 
五、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运用
 
刑法作为一种事后法,由于其处罚手段的严厉性,虽然具有广泛的调整范围,但仅仅只能在其他法律对社会关系调整失效的情况下进行二次调整。只要其他部门法对某些行为的调整修补了受损的社会关系,刑法便没有必要介入,刑法对经济生活的介入也力求用适用最少、最轻的刑罚达到最优的社会效益。对于公司的管理来说,尤其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权益人,是公司的直接利润受益者和亏损的承担者,其对公司资产的“侵占行为”也有别于一般公司内部员工的行为,这种侵占行为既可能是股东之间的权益纷争,也可能是公司股东之间的管理自治问题。刑法对公司内部的介入应该以防阻内部人对公司法人财产的“夺取”为标准,也就是刑法的介入既要达到有效阻碍的目的,又要注意尽量保留公司当事人自治的空间,防止公权力介入对私法自治空间造成的挤压。
 
就本案来说,公司股东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实为公司股东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使用民事责任进行调整足已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无论是从法益受损的严重程度上看,还是从修复受损法益的难易程度上看,均不易动用刑法对此进行调整。
 
六、余论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状态下,公司的治理结构尚不规范,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在日常经营中就存在混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股东存在占有公司资产的行为而简单地从形式上认定股东为职务侵占罪。而应当从公司的运营环境、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纷争、公司的日常财务管理方式、个人账户占有公司资金的原因、证据表象之后的原因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公司股东的行为是否侵犯了职务侵占罪所保护的法益,进而判断股东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
 
作者:王宗光 彭卫东 翟浩;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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